新年伊始，中外對話邀請5位中國環保領域的代表人物，對2016年的中國綠色轉型進行展望。

我們問了兩個問題：2016年，中國環境領域有哪些值得關注的動向?你對新一年的綠色轉型有何期待?從這5份側重點各異的答卷中，我們看到了一張有趣的拼圖。“霧霾”、“監督”和“參與”等高頻詞匯，看起來仍將占領2016年中國環保頭條。

楊富強 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NRDC)氣候、能源和環境高級顧問

2016年是中國十三五規劃的開局之年，一定要做好。這要求我們用中央政府提出的“生態紅線”理念來指導十三五能源規劃，并能在6月之前完成規劃的制定。這份規劃中有幾個重要議題值得外界關注：首先是能源消費總量控制，尤其是煤炭總量控制是否在規劃中得到重視;其次是幾個強制性能源措施：如十三五期間的能源強度下降目標是否不低于18%，碳強度下降目標是否不低于20%，2016年的可再生能源比例目標能否超過12.5%。碳排放總量控制也應該在今年開始實施，為2017年的碳交易市場啟動做好準備。

中國現在把“去產能”作為2016年經濟五大任務的首位。對于煤炭行業和煤炭的主要消耗行業鋼鐵、水泥、建材等，去產能都將是今年主要方向。應該吸取去年大面積霧霾的教訓，抓好占煤耗30%的散燒煤的管理，同時現有的6000多家煤炭生產企業需要減半。我們預估2016年中國煤炭消費量將下降2.5%到3%。

在電力行業中，除非有中央特許，應該停止煤電的審批。核電的發展也應該以安全、穩健和高效為前提，年內不應發展內陸核電。與去年相比，今年應該進一步減少棄風棄光，并討論可再生能源市場配額制，這可以減少對可再生能源的補貼。今年的電力改革特別值得關注的地方是售電端的放開，像阿里巴巴這樣等有能力幫助消費端節能的企業將有可能參與進來。

今年中國將舉辦G20峰會，我們希望看到這20個排放大國顯示他們在實施國家自主減排貢獻(INDC)方面的進展，并在資金問題上進一步彌合缺口。今年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將開始啟動，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也將確定項目開始投資。我們應該關注政府、企業、NGO如何促使它更好地推動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富裕，同時走一條可持續的綠色道路。

王華 環境保護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

霧霾已成為我國社會最為關注的環境問題，既影響大眾身體健康，又影響經濟發展甚至社會穩定。然而目前無論是從自然科學角度還是從經濟學角度看，我國對霧霾治理的認識和理解都很缺乏，從而導致治理的力度和效果都不能令人滿意，期待在2016年這方面能有所突破，從而使得霧霾治理能更加經濟、有效。

在2016年，我國環境執法能力和力度應該能夠得到大幅提升。在國際上，我國環境執法能力弱、守法程度差的問題一直“臭名昭著”。但隨著新《環境保護法》的實施，我國環境執法力度在2015年得到顯著加強，一系列的環境行政體制改革和司法體制改革開始啟動。2016年，中央層面上的環境機構及職能設計會進一步合理，中央對地方的監督協調力度會進一步加強，行政力量和司法力量對企業的違法違規行為將會產生更加有效的制約。

在2016年，我國的環境社會運動會更加廣泛、成熟、有序、有效。可以說，如果沒有社會力量的全方位參與和推動，我國環境污染的控制以及生態環境質量的改善最多只能是局部的、緩慢的，環境資源使用者和破壞者不會輕易放棄經濟利益而投入更多資源到環境保護中去，僅有行政以及司法力量的加強不足以顯著推動我國環境質量的改善。我國民眾已經覺醒，盡管力量還很薄弱。期待在2016年我國社會力量在推動環境保護方面能發揮顯著作用。

高勝科 《財經》雜志記者

環保部在2015年掀起了“環評紅頂中介整治風暴”， 現在應關注風暴能否持續，針對環評市場的諸多亂象是否有進一步專項整治措施，以及《環評法》修訂與環評改革能否厘清思路并大刀闊斧實施。因為頑疾已久，一陣風的風暴難以徹底祛“毒”。

在國家力推“簡政放權”的背景下，環保部門的審批、監督放權，能在2016年得到怎樣的實施成果令人拭目以待。因為地方環保部門在人力資源、專業水平上的束縛是長期以來的現狀，而“放權”之后是否具備能力做好項目把關、環保監督，為業內人所憂慮。因此，2016年，國家與地方的環保部門在“事”與“權”方面的界限能否清晰，將關乎環保簡政放權改革的成敗。

此外，在“大氣十條”、“水十條”相繼出臺后，外界都在關注作為土壤治理重要綱領的“土十條”能否在2016年出臺。緊隨其后，其決策的科學、合理性與實施的有效性有待進一步評估。

張伯駒 自然之友總干事

2016年，中國的環境法治和公眾參與將有更多行動空間與可能性。 2015年新《環境保護法》生效后，2016年1月1日新《大氣污染防治法》也將開始實施，環保組織和公民有了更多法律依據通過法律手段保護環境公共利益和自身權益。隨著法院、律師、環保NGO在環境法領域的實踐與成長，我們預計2016年環境公益訴訟的數量和質量都將有所提升，也會看到更多富有針對性的系列案件及預防性案件，如針對大氣污染、土壤污染和物種保護等。一些倡導性訴訟也可能應運而生，它們并非著眼于特定的環境生態破壞問題，而是用以揭示法律法規缺失或決策的局限性，以促進這些問題的解決。同時，行政環境公益訴訟的突破也值得期待。

在公眾參與方面，隨著環境影響評價重心從項目環評逐步轉向規劃環評，公眾參與被進一步前置。當面對更大的公眾參與空間時，能否有足夠專業性和動員能力有效參與和推動改變，將成為環保組織和綠色公民們必須回應的一個課題。

解焱 中科院動物研究所副研究員

2016年生態保護領域的一個重要進展是新版《野生動物保護法》。該法第一次公開征求意見稿已于2015年底發布，2016年修訂版本必將頒布。新版將野生動物棲息地保護納入到法律中。“重點野生動物名錄”修訂也將成為常規性工作，而不是如之前的“野生動物重點保護名錄”那樣，30年后仍很難進行修訂。修訂版強調了野生動物保護對生態和社會的價值。不過該版本中仍然將野生動物合理利用作為指導原則之一予以保留，讓《野生動物保護法》似乎變成了《野生動物利用法》，相信這方面的爭論在今年將成為焦點。

過去一年，中國對國家公園體制啟動了深入研究。在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投入增多，保護力度加強的情況下，中國對超出自然保護區范圍的，更加全面的自然保護地的認識和保護將得到加強。相信2016年將對自然保護地相關法律法規進行研究，推動自然保護地的保護力度。雖然因為涉及管理部門眾多，在短期內恐怕很難制訂出一部管理法律，但是對自然保護地的重要意義認識卻由此獲得了極大的提高。